精辟！看易中天如何评北京人与上海人

易中天：北京人与上海人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总之，上海是一点诗意也没有的。上海从来就和诗不“搭界”，上海的诗人也从来就成不了什么气候。上海现在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怀旧风。老房子、老公寓、老门牌，里弄门口AD1930的字样，有着牵牛花般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黑色的密纹唱片，美人头月份牌，装生发油的玻璃瓶，老上海盐汽水，沙利文小圆饼干，这些东西都牵动着上海人的情丝。甚至就连上海有线音乐频道的广告，都做成了30年代的风格，中间是周璇的着色相片，下面写着“全天播放摩登流行，全面展示都会时尚”，只不过是简体字。上海人和北京人一样开始做梦了，而且是“鸳梦重温”。但我并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诗意，不像北京怀旧就诗意盎然。上海有多少旧好怀呢?能怀的又是什么呢?甚至就连他们的绅士风度淑女风范，也是在短短一百多年中速成的。这就显得底气不足眼界不高。所以我说上海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上海毕竟只有百多年的历史，哪比得上北京的悠悠岁月! 但，我却并不认为北京人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 (四之一) 　　

北京人和上海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上海人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他们几乎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但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北京人则是比较宽厚的。他们并不特别看不起外地人，却偏偏看不起上海人，以至于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得到的最高评价，竟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北京人的这种态度很没有道理。　　

不错，上海人是有毛病。但，北京人就没有么?北京人是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是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北京人是很达观，但这达观往往成为不思进取的托词；北京人是很幽默，但这幽默弄不好就变成了油嘴滑舌。北京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问路，如果不先叫一声“大爷”，得到的回答便可能是：“自个儿找去吧，您哪!”没什么无私奉献热情好客的事。 转自81.china.com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转自81.china.com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转自81.china.com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了。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劭。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转自81.china.com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拨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位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苏,俄,日＂北方四岛＂历史背景

所谓“北方四岛”是日本的说法，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指的是千岛群岛南部的择捉、色丹、齿舞、国后四岛。二战后期，作为苏联出兵打击日本的

回报，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此后，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一直实际控制着上述领土。但日本认为，它从没有放弃收回“北方四岛”的要求。

苏军决定武力收回

千岛群岛(俄方称“千岛群岛”，日本方面称“北方四岛”)按日本方面的说法，是指择捉、色丹、齿舞、国后四岛，自古有日本人在此居住生活。在18世纪时，千岛群岛南北两部分属日本和俄罗斯。19世纪，沙俄占领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1905年因日俄战争失败，沙俄被迫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向日本转让了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岛的控制权。

日本在那里立足后，不仅封闭了俄罗斯通往太平洋的出口，而且封闭了通往堪察加和楚科奇半岛各港口的海上通道，成了进攻滨海地区和远东的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加强了千岛群岛的防务，集结了8万大军，修筑了9处机场，能容纳近600架飞机，其中占守岛的日军多达2.3万人，还得到第11战车联队的支援。

1945年2月，日本战败前，苏美英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都划归苏联。

为了执行《雅尔塔协定》，苏联决定用武力收回被日军占领的千岛群岛，展开了着名的“守门之战”。

1945年8月15日夜，苏军步兵第101师和太平洋舰队奉命实施登陆作战。战役的关键是要拿下离堪察加半岛最近的占守岛，它有两处完好的海军基地片港和柏原港，拿下这里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千岛群岛。

子夜登陆发动奇袭

为取得奇袭的效果，苏军进行了高难度的子夜登陆。由于当夜又起了大雾，苏军无法出动飞机支援，只能依赖岸炮和护航驱逐舰的炮火来掩护登陆部队。

8月18日2时35分，苏军岸炮部队从12公里外堪察加半岛的洛帕特炮台轰击占守岛，以“基洛夫”号巡洋舰为首的苏联舰队也将180毫米口径的喀秋莎火箭弹一古脑地砸向日本人。

在战役打响的最初时间里，日军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从海上到背后都在向他们射击。日军司令部根本无法判断登陆的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直到在战场上听到俄语“乌拉”的喊声才明白，苏军来了。

4时30分，苏军登陆舰队靠近了占守岛的海军基地——片港，部队要在狭窄的3公里地段抢滩，占领制高点国端崎和第171高地。缓过劲来的日军拼命阻止苏军后续部队靠岸，日本人利用海面雾气，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来挽回自己的颓势。

苏军的1号登陆舰被日军炮弹直接命中，机舱被打坏。中尉亚斯特鲁勃不顾自己受伤、一半水兵牺牲的恶劣环境，借助浓雾的掩护，佯装军舰爆炸和失去战斗力，以迷惑日军，随后趁炮击减弱的机会，把剩下的人员组织起来检修，堵好漏洞，使军舰再次继续执行任务。

在登陆现场，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当一艘军舰中弹起火、即将爆炸的危急时刻，步兵第373团党员叶尔马舍夫上尉拿起团旗高喊：“团旗在我手里，跟我来！前进，小伙子们！”他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水中，向岸边游去，其他官兵也跟着他往前冲。

混乱中，苏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苏军护航舰一发幸运的炮弹打在国端崎的灯塔上，引起大火，火光为登陆舰队在浓雾中驶向岸边提供了很好的方位物。在凌晨5时左右，苏军登陆兵终于艰难地在片港湾建立了两个坚固的桥头堡。

苏联士兵用身体堵住射击孔

随着天色见亮，苏日双方都开始清楚各自的战场态势，在片港方圆不到3公里的地段，谁能前进一步就意味着将对手置于死地。

从早上6时开始，日军就以猛烈的炮火作为掩护，动用联队(团)级规模的冲锋，试图把苏军赶下海去。日本人明白，一旦苏军在这里站住脚，他们的抵抗将毫无意义。

在苏军工兵临时挖的堑壕里，双方把刺刀、铁锹，还有枪托全都用了上，因为苏军多是身高力大的战士，无论是白刃格斗，还是摔跤，都占上风。

下午14时，日军从171高地上把自己最后的预备队——战车第11联队投入使用，18辆坦克配合两个大队的步兵进行最后的挣扎。坦克展开队形后，随着越来越大的轰鸣声向阵地逼近，苏军战士已能清楚辨别出坦克上的青龙图案。

当坦克靠近到只有200码的时候，苏军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反坦克枪手瞄准坦克，步兵用冲锋枪和机枪狙击日军步兵，力图将敌步兵与坦克分割开。由于射击准确有效，不到两分钟，就有6辆日军坦克起火，但其他坦克很快到了苏军眼前。在领头的一辆坦克里，一半身子露在炮塔外的日军指挥官池田末男大佐手持展开的太阳旗，舒托夫少校用冲锋枪打了两个点射，池田末男当场毙命。刹那间科斯蒂列夫中士用集束手榴弹让这辆坦克象蜡烛一样燃烧起来。

18时，苏军登陆兵在舰炮的掩护下，开始冲击171高地。日军利用掩体进行拦阻射击，而苏军登陆兵却在开阔地上，无法靠近几十米外的日军火力点。海军中士、共产党员维尔科夫依托一块块石头向敌火力点运动，他猛力地将一枚手榴弹投进射击孔，火力点哑了一会，便又死灰复燃，维尔科夫全然不顾自己已多处负伤，一跃而起，朝火力点猛扑上去，用身体堵住了射击孔。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红旗终于在高地上空飘扬。

日军败将心有不甘

8月19 日，得知裕仁天皇投降诏书的日军一方面主动提出停战，但另一方面仍在积极备战，日军甚至将准备撤退的两个旅团重新展开，试图压迫苏军。但苏军并未受到停战的制约，继续向占守岛纵深发展。直到当日18时，千岛群岛日本驻军司令堤不夹贵中将才接受无条件就地投降，此时日军已死伤1018人。

8月 23日，堤不夹贵中将来到占守岛，同苏军签订停战协定。他不仅是当地日军最高长官，也是当地垄断企业的大股东，过去他在渔汛期间可以利用手下大捞一把，而现在，他永远失去这笔收益了。他试探性地询问苏军指挥官格列奇科少将有多少苏军参加了登陆作战，格列奇科故意把人数夸大好几倍。然而堤不夹贵脸上泛出难以掩饰的失望，他说：“如果我早知道只有这么一点水兵，我就先把他们淹死，而后再投降。”后来，堤不夹贵还痛苦地声称1945年8月23日是他一生中的“黑道日”。

当时的形势对苏军非常有利：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北部的日军已缴械投降。8月28日凌晨，苏军在择捉岛登陆，1.35万日本守军不战而降。接着在9月1日又占领了国后和色丹两岛，日军均未抵抗。攻占齿舞岛的最后行动是在9月5日结束的。由于日军均未抵抗，所以双方均无伤亡。

问题都出在蛋糕做大之时，孔子救不了中国！

文/周舆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大家都知道先说点历史背景。问题是“五段论”以及“阶级论”害人太甚。仅仅在30年前（也许现在还有），孔子竟然还被说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的“克己复礼”则被说成是“妄图”恢复奴隶制度。这都哪跟哪呀！


孔子身处春秋之世，封建世袭制度日趋瓦解，其后的战国时代为君主国时代，秦以后则是专制主义时代。中国哪里有过什么“奴隶时代”？


孔子之世，他要痛心疾首地面对着“礼崩乐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西周初年，周公大封天下。世袭的诸侯们各领其地，在其领地内拥有司法、行政、军事等全权。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兼并战争越来越多，而各国内部卿、大夫篡权夺位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而这样一个时代，孔子认为都没有价值为之生存下去。


其实，“礼崩乐坏”是坏事吗？问题的本质是，生产力得到发展，蛋糕已经做大了，历史对如何分蛋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周天子负责分天下之蛋糕，他把10个蛋糕分到了10个人手里，一人一个。现在呢？各诸侯都把自己的蛋糕做大了，大概也有十个那么多了。这也就意味着诸侯的权力也增加了，他们占有的资源与权力几乎等同周天子了；而诸侯的手下们也水涨船高，也要求分享蛋糕了。


因此，这是一个旧秩序被打破并急需建立新秩序的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些没落贵族流落民间，而此前被宫廷把持的文化（“学”）也随之散落民间。于是在社会上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看不惯世道人心乃纷纷出来发表意见，为中国未来指路，并互相攻击论辩，号称“百家争鸣”。周天子的实际地位也就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对天下形势难以掌控，现在轮到民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了。孔夫子门徒三千，贤良七十二，不过在那时似乎没有老子和墨子的影响大，其成为“万世师表”那是后来的事。


蛋糕做大了，分法却众说纷纭。最终，秦国依据法家思想，解决了问题。他们的方式是，把蛋糕的分配权以及100个蛋糕统统收回来，不再往下分了。由于蛋糕增加了10倍，分蛋糕的权威也至少增加了10倍。“王”的称号已经不能概括这种权力了，秦始皇敏锐地以“皇帝”来表述了。秦的意义不是“统一”，而是把中国带入了专制主义泥坑。也只有象郭沫若这样的无行文人，才会依据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把秦和风马牛不相及的战国时代绑到一起，说成“封建社会”。


残酷而显赫的专制权力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蛋糕没有做大，“皇帝”也不会出现。我们看到从秦到汉，从魏蜀吴到晋，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从隋到唐，从五代十国，在每个分裂时代，小国都国君一般都自觉自愿地自称为“王”（李后主还自称为“国主”）。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的蛋糕不多，怎么好意思称“皇帝”呢？


孔子以后中国历史走向，直至专制主义的建立，根本与孔子的儒家传说无涉。孔子在世时周游列国，结果没有一个国君听他的。诸侯纷争本来就是“礼崩乐坏”的源头，谁还顾的上什么“仁”呀“礼”呀！到了秦始皇那里，儒学更是被认为是“反动的”，乃有“焚书坑儒”之祸。但此后却发生了天大的转机，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而到了唐宋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孔子进行加封，而至成为“大成至圣文宣”。


专制主义为什么突然青睐于孔子呢？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克己复礼”、“以致于仁”，即要恢复周初的社会秩序。难道两千年来的统治者真的把孔子这一套听进去了？


我们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儒学虽然成为历代官方意识形态，但有哪个统治者真的信奉过？据说只有那个篡位的外戚王莽到过，也要恢复周制，结果弄了个天下大乱，以至于舌头都被分食。


他们真的行了“仁”政？非也，他们行的乃是不折不扣的“秦政制”。他们其实以儒家为门面，以法家为底里。比如，在整个大明朝，也只有某县委党校书记兼校长海瑞同志因为脑子严重积水才相信过一回，并高举《孔子语录》（《论语》）把皇帝骂了一通！


两千年来，表面上看孔子红了。其实，孔子的思想被阉割了。统治者都是打着“仁”的幌子，而实行严酷的“礼”治，有的干脆连幌子都不打。直到近代，不是还有人死命地要批孔吗？


孔子一生为恢复周礼的等级世袭社会而奔波忙碌，希望实现“仁政”。然而，周礼本身就是不仁的。而专制主义虽然是一种“普遍奴隶制”，但在大家都成为奴隶的前提下，却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兼并之小乱的确减少了，只不过这种制度每隔二三百年要为全民提供一次免费大餐——人口几近灭绝的“大乱”。


其实，中国每次大乱之前，都是在蛋糕做得最大之时。流民四起之时，其实正是官僚商人阶层的权势无限膨胀达到顶峰而让农民无立锥之地之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喜欢玩的一种叫“大乱”的游戏肯定就要上演了。当好人、坏人、富人、穷人都死的差不多的时候，中国又一次进入“大治”。


现在，跟孔子之世一样，我们又迎来了一个蛋糕做大的时代。社会秩序需要调整，人伦关系需要调整，社会信仰需要建立，孔子则又一次被抬了出来。


但孔子以及儒学救得了中国吗？我深深地表示怀疑！而且想说：不！


包括在儒学在内中国政治伦理学，根本没有到达哲学的境界，始终缺乏终极关照。孔子不是说过，未知生，焉知死吗？这么一句话，就把对宇宙以及永恒的探索轻轻勾去了。从政治制度上看，自秦取代周天子以来，神权既被亵渎，新的又没有建立，皇权只能依靠一个可变易的“天命”来庇佑了，这就造就了“造反有理”的一场场闹剧。而西方文明虽然扫除了神权政治，却走上了“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的道路。在欧洲的“极端专制主义”，英国斯图亚特王朝一度也想恢复“君权神授”，结果却则被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推翻，宪法取代了神权。在日本，天皇始终是“神”，而世俗政权的更易是被允许的，但那也仅仅是所谓“幕府将军”的更易，而维系民族的核心——天皇是“万世不易”的。


秦以来的专制主义，打破了所有神话，所有的一切都靠皇权维系。但皇权事实上也仅仅靠武力才能维持。治世之奴才，很容易在乱世成为暴民！中国的问题是，既没有神权，也没有宪法！


孔子的“仁”、“义”、“礼”都没有抵达“神”的层面，儒家学说将哲学基础仅仅归结为一个可变易的“天”上，这是其可以被任意阉割篡改利用的根源。


假如以孔子之教为国教，并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我们推崇孔子也许还具有一定意义